這份報告中最令人難以置信的部分可能是哈佛承認其教學危機部分是由於對未準備好的學生的溺愛所造成的： “在過去十年左右，學院一直在敦促教職員記住，有些學生進入大學的準備程度不如其他人，有些學生正在面對困難的家庭情況或其他挑戰，許多人正在與冒名頂替綜合症作鬥爭——幾乎所有人都在承受壓力。” “由於不確定如何最好地支持他們的學生，許多人變得更加寬容。要求被放寬，成績被提高，特別是在遠程教學的那一年。這種寬容，雖然出於好意，但卻產生了有害的影響。” 教職員也採用了新的評估方法： 我們中的許多人從高風險考試轉向更頻繁的低風險作業，認為這將幫助學生保留材料。然而，許多人發現，低風險作業在獎勵努力方面比在評估表現方面更有效，給學生一種錯誤的感覺，讓他們以為自己已經掌握了仍然難以理解的材料。同樣，教職員也從考試和論文轉向其他評估模式，例如創意作業和小組項目，希望能提高學生對課程的參與度。然而，許多人在以足夠區分的方式評估這些作業時遇到了困難。最後，一些教職員放棄了傳統的評分，轉而採用‘不評分’或‘基於合同的學習’或其他系統，學生通過完成所有指定的作業來獲得A。這些替代方法在教學上是有其理由的，但它們與我們目前依賴成績來區分的評分系統根本上是相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