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洲，你在一個後歷史的烏托邦中閱讀關於後現代絕望的陰鬱著作。 在美國，你生活在一個不穩定、破碎、無情競爭的反烏托邦中，卻閱讀關於技術救世主主義的振奮人心、雄心勃勃的著作。 這樣的艱難權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