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你在一个后历史的乌托邦中阅读关于后现代绝望的阴郁著作。 在美国，你生活在一个不稳定、破碎、无情竞争的反乌托邦中，却阅读关于技术救世主义的振奋人心、雄心勃勃的著作。 这样的艰难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