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雷妮·古德在明尼阿波利斯被ICE特工枪击后的几天里，学区主管报告称拉丁裔学生的出勤率急剧下降。互助工作者挨家挨户地走访：“这是本周的食品杂货。是的，我可以打电话给你的工作单位，解释你为什么不能到那里。” 住房非营利组织的高管玛丽亚·帕邦·高提尔告诉记者凯瑞·霍利：“我不得不完全改变我在这个世界上的行动方式。”因为她是波多黎各人，她说：“我让我的孩子带着护照上学。我正在和他们谈论安全问题：‘我在学校安全吗？’一周前我们发生了一起事件，一辆校车的停车标志打开，孩子们正在上车，而校车周围被ICE特工包围。” 起初，她9岁的孩子把护照放在书包里；现在它在她的后口袋里。“如果他们被拦下，我必须为此做好准备，”她说。“我说，‘不要参与。这不是和任何人争吵的时候。’但她说，‘妈妈，如果我制造足够的噪音，我的朋友们就可以逃走。’” 霍利与明尼阿波利斯的居民一起在地面上花时间，抵抗ICE的入侵：